汉末乱局与意识形态危机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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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魏晋的兴亡递嬗,事实上是豪族与寒门的胜败问题。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以及玄学、佛学的兴起。

 

  西汉由盛而衰群于汉元帝刘奭(前76-33),他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种儒实在是古代的自由主义。元帝崇儒,梁武帝崇佛,却都亡了国,这是值得深究的。

 

  东汉儒家豪族兴起,遵行君臣、父子之道,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所谓孝友礼法。而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孝于亲才能终于君。当这种看法被采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成征辟制度,能否入仕全看豪族依名教标准来举荐,变为豪族间的游戏,把非儒家寒门完全排斥于外。当这种选任方武发展至极端,便成晋室的九品中正制,高门与寒门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矛盾丛生。

 

  曹操出身非儒教寒族,本身识见过人,深明必须摧毁儒家高门豪族的重要性,所以求人惟才,认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打破汉代征辟制度的儒教标准。曹操这一套,在他生前就受到豪族的极大反对。曹操诛杀豪族出身的孔融、杨修等,其深意即在于杀鸡给猴看。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为了让豪族支持其称帝,就用有利于豪族的九品观人制代替了他老子的用人唯才。结果曹氏虽然皇袍加身,但豪族亦因九品观人制势力大张,最终是出身豪族的司马懿乘曹氏子孙孱弱昏庸的时候,夺去曹氏手上的皇权,尽复东汉时代儒家高门大族阶级统治全盛之局。曹操对打击高门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司马懿的篡魏得到高门豪族支持,寒门被进一步压制在不公平的九品中正制之下。司马懿父子当权,反对曹操的一套,就扶植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压抑儒表法里的今文学派。当时要当官必须熟悉古文经义。于是,同情曹氏政权的知识分子们,就不再谈儒学,也不愿出来做官,而扭头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和孔融之死相似,这次轮到嵇康为儒学祭旗了。

 

  清谈又叫玄谈,因为清谈离不开'三玄' '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这种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朝中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其实这是十人对传统儒家经学的一个反动,因厌倦了传统僵化了的道德观和礼教的束缚,改而仰慕老庄一切任乎自然的思想,于是由此玄虚的言论,进而对放诞的行为也不以为非,最重要是品高心洁,至于能否救国济民,再不是他们关心的事。

 

  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士大夫既不满现实社会,偏又无能改变,更看破人世间种种丑恶诸事。至晋偏安江左,屡次北伐均无功而回,国业已到令人绝望的地步,只能够从精神上找寻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清谈便是循老庄和佛门的思想找到归宿,离开残酷的现实,藉谈论各自领悟来的观点,剖析妙理,以寄托精神。

 

  清谈并不止是一场讨论辨正、谈玄说理那般简单,而是一种处世的态度和生活方武,且是一种奢靡、肆意妄为至极点的风尚,对礼教约束的反动变为矫枉过正,致放诞不羁、腐败透顶、节操堕落,令大晋政权走上穷途末路、苟延残喘的困境,高门大族本身的腐化更带来诸胡入侵的大祸。清谈风气的形成,令魏晋公卿,虽负国家重任,但只知空谈玄理,不顾实务,志气消沉,竞尚老庄的虚无,又纵情物欲,饮酒服药,生活败坏颓废。兵权因而旁落在寒门将帅手上。

 

  汉末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5000万锐减去四分之三),毛因此说“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东汉末名医张仲景的家族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伤寒”瘟疫其实是由汉民族之大敌--匈奴引发。匈奴为汉帝国所败,遂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建安正始时代成为一个色彩阴暗悲怆的时代。建安正始文士之诗作常以“七哀”为题,作悲苦之音,充满萧杀之气。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蛮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充满中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魏晋名士习尚服药、饮酒、清谈、放荡、狂狷、任性、好山水、好音乐、好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实与瘟疫有着重大关系。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山水之美,也是在名士们在采药与浪游之中发现的。服寒石散需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士人亦多纵酒。饮酒后嗜睡,可以拒客绝交游,成为当时名士的处身之道,即所谓“闭关”。例如“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顾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当时士人所练导引吐纳,服药采炼之法,名为求仙,实仍是求现世的祛病健身之术。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

 

鲁迅注意到魏晋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鲁迅说:“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服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近时文坛论及魏晋风度,犹有人推崇魏晋时士人之服药、饮酒、山水遨游,认为魏晋士人崇尚“自由”,这种见识比起他们所蔑视的鲁迅来实在太逊了。对于士人来说,魏晋时期乃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所谓通脱,放达的存在主义,不过是精神上寻求解脱的一种自慰的表达方式而已。(百韬网刘琅)

 

200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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