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兴于近代寺院自养经济的失败

2020年09月29日

 

  清末以来佛教兴衰与社会阶层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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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信仰基础素称薄弱,个体小农经济造成了普遍自私狭隘心理与表面的儒学一统。其信仰实质是不管儒、道、佛,只管为我所用。一时有用即信,无用即弃。'急来抱佛脚'俗语正反映了那时大部份信仰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首创大规模放贷制度。佛教不纳国税,广营寺产,放高利贷,因而拥有庞大的经济实力。此种模式,既保证佛教发展,但又往往招世俗政权之忌。中国数次灭佛都与佛教聚财导致国税流失有关。也因此世俗政权不允许独立的佛教寺院的存在。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佛教寺院依靠乡绅与农民供养维持,当时寺院收入主要来源包括租息、募化、香火资、经忏四项。其中,一些著名大寺院靠租息。一般而言,在中国农业社会尚处于上升期或稳定期时,这两大阶层的主体对未来还有信心,也比较重视借助宗教伦理自律,信仰基础较坚。故南北朝佛教的兴盛与士族地主的崇尚分不开。晚唐五代南禅的崛起与农民支持分不开。然而当农业社会趋于没落以至瓦解时,这两大阶层的主体维生不暇,哪怕是对适应他们需求的宗教也不得不挖肉补疮了。

 

  到了清末,国势日衰,当时中央政府的社会功能也大部丧失,'皇天'失灵。历届政府对一向赖其保护的庙产非但袖手,还数度有意为'庙产兴学'风潮推波助澜。于是,豪强莠民纷纷借势侵夺寺产。可偌大中国,竟未见当地善信为信仰的尊严而抗争,连中国佛教的主体─绝大多数僧尼的抵制也仅为保饭碗。如广东曹溪南华寺至二十世纪30年代,'历经豪右并吞,奸僧盗卖……'寺产存'不逮千分之一''莠民'多属农民阶层,如广东乳源云门大觉寺'寺产一向多被当地莠民侵占'

 

  尽管农民与地主中都不乏虔诚向佛的信徒,但社会风气如此,他们也无能为力。而社会风气与潮流,恰恰由社会主体力量所暗中牵动。很明显,社会风气的堕落也正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阶层趋于腐朽没落,醉生梦死,无所谓信仰不信仰,道德不道德。

 

  辛亥革命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工商业获得空前发展。民族工商业者及追随他们的市民迫切需要接纳近代文明的民族宗教支撑。在当时,也只有以太虚为代表的'新派佛教'比较适合他们需要。其原因即为太虚的主张既具民族特色又不排斥近代文明。而太虚自1912年大闹金山寺,1913年提出佛教革命纲领后屡遭挫折志向不改,在辗转无出路的情形下,遇到章太炎、蒋作宾、陈裕时、张謇、王一亭等学者、官员、工商业人士赞同其整理僧伽制度的主张,可谓偶然中有必然。

 

  19188月,太虚与上述赞同者一起创立了觉社,展开了佛化觉世新运动,实即佛教革新运动。'期以人的菩萨心行,造成人间净土'。从此摆脱了在经济上仰仗传统寺院,时时受掣的状况。这是太虚与居士合作,成功创建近代佛学团体之始。同年,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城镇佛教居士组织的成功典范。与太虚关系密切的著名工商界人士王一亭参与了该社创立的筹划,一些发起人在事先亦咨访了太虚,获得了他的支持。上海佛教居士林(后分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以王与楫为首任林长。后上海总商会董事、无锡有名丝商周舜卿曾任世界佛教居士林首任林长,王一亭曾三任林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亦数度出任林长。有名的'上海三老'之一、上海总商会董事、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为居士林有力骨干。他和上海'烟草大王'简玉阶、简照南兄弟,'纺织大王'穆藕初,'味精大王'吴蕴初等均为居士林(净业社)活跃份子。继而,太虚在应邀赴北京、汉口等地讲经的同时,也大力宣传建立佛学团体、居士团体的必要。在他的促动下,1920年汉口佛教会成立,后根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的设想改名汉口佛教正信会。当地著名工商界人士王森甫曾任会长。王森甫与上海银行家、佛慈药厂创立者玉慧观都尽毕生精力赞助太虚的佛教革新事业,并提供部份经费。在上海、汉口示范的带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如长沙、北京、天津、南京、重庆、成都、香港类似的佛学团体、居士团体纷纷建立,主持者与积极参与者中不少为与太虚有联系的工商界人士,由此感召更多的民族资本家归依佛门或心仪佛教。除上海外,如著名侨商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在厦门、南洋,'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在广东汕头、香港、新加坡,'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无锡,'橡胶大王'吴南浦在苏州都捐资建寺,对高僧表达了仰慕。如穆藕初还就佛教信仰专门咨访太虚,陈嘉庚、胡文虎与太虚也曾晤谈。

 

  在当时民族工商业与外资倾销的激烈竞争中,佛教信仰给民族工商业者以相当大的心理支撑,佛化伦理的宣传也有助于形成工商业顺利发展的社会环境。穆藕初自述说:'他自觉佛教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励行自度度人之事业,则宗教之推行尚矣;开究竟觉悟之路程,则佛化之宣传尤要矣'。尽管在华基督教的信仰与宣传也有类似功能,但因其藉不平等条约传播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当时提倡'国货''国学'形成风潮,以至染上了'洋教'色彩颇不利于民族资本家的声名,故而当时民族工商界甚多弃基督教而皈依佛教者,如聂云台、穆藕初、曹伯权、玉慧观等均如此。但他们在弃耶皈佛前,不仅从民族感情出发,从自身利益考虑,还作了深刻的理性思考。上海总商会秘书曹伯权的见解可作代表,他认为:

 

  '耶、佛两教,虽同以劝善惩恶为主旨,而“永生”之说不如“不生不灭”之说为彻底究竟。耶(教)谓:“信者入天堂,不信者入地狱!”其说肤浅可笑,不如佛教“业由自造”之说合理有征。'

 

  但他也认为,佛教必须学基督教的长处,如广泛举办教育、慈善、公益事业。此外,佛教伦理也被民族工商业者认为是教育后代,维护事业不败的法宝。聂云台认为,佛教菩萨行'度尽众生方自度'的精神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他还列举身居上海十里洋场五十年亲见的实例和古今人物家世兴亡史实,证明佛教业力因果之说,旨在让后代懂得'创业维艰祖父备尝勤苦,守成不易子孙宜戒骄奢。'聂云台此说于40年代分别在上海《申报》、《觉有情》半月刊、《罗汉菜》月刊上发表后,在社会各界,特别在工商界激起强烈反响,仅《申报》发表该文后的数日间,就收到捐入'《申报》读者助学金'金额四十七万五千余元。

 

  工商业者与市民开始代替地主与农民成为转型中的佛教之社会基础,不但体现在其捐款成为佛教革新的主要经费来源上,而且体现在其捐资不仅用于一般的建寺塑像、供养僧尼,还更多地被指定用于佛教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如王森甫等捐资办武昌佛学院,荣德生捐资办无锡汉藏佛学院,聘请太虚弟子演培任教。有些工商界人士进而对捐资对象作出甄择,非道行甚高,值得信任者不轻予,改变了传统的普洒助资的作法。这对僧人修持也是一种促动。所有这些都是佛教现代化的动力之一,然而工商界对佛教现代化的促进当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恐怕是滋养催化佛教本具的理性精神。诚如印顺所说:'修学佛法的,应重视人性的合理化,以人生正行到达人性净化。'因为工商业经营的真正成功并不在于表面的一时的暴富,而在于通过合理的经营达到最小投入,最大产出,最优品质,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效率的追求是核心动力。'合理经营,合理安排时间甚至日常生活的合理化都是追求效率所必须的。职业工作合理化与日常生活合理化即使不能代替整个人生,但也定下了人生基本轨迹,塑造着人性的合理化与宗教生活的合理化,使人类正常的物质需求通过职业满足,宗教徒的正常精神需求主要通过有序的适当的宗教生活满足。工商业者在现代社会影响巨大,他们提倡的宗教生活合理化(并非完全排斥情感)必将推动传统佛教的创造性转换。

 

  然而,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与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程被逆转,中国民族工商业接连遭受惨重打击。50年代初中国民营工商业的恢复势头亦未长久。以此,中国传统佛教的山林化、鬼神化的倾向又有回潮。至1978年底,中国现代化建设步入新阶段,自此以后,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获得空前发展,中国佛教事业也进入了恢复与振兴的新时期。一些企业家开始对佛教事业投资,有的还拜僧人与佛教学者为师。从原有的寺院自养经济中也产生出一种新的类型,即'由企业集团在房地产开发、旅游业、殡葬业等经济实体中,恢复与新建作为企业中相对独立的寺院',由僧团管理,'与企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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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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