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新新作《文革何以必败》

2020年09月29日

 

  何新《文革何以必败》一文,在左派当中投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何老是我的导师,十几年前,我读大学时看到了第一本何新的书《为中国声辩》,就像走夜路的人看到前方的灯光。后来近乎疯狂地读完了他的所有书,特别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与《危机与反思》两本,不但从此左转,而且思维方式也很受其影响。虽然如此,我有自知之明,何老曾为帝师,跟我等草民怎么会是一路人。所以,对于何新揭搘的新国家主义,我明了其必然性,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确为现阶段的中国所必需。但是,这不等于我必须赞同它的合理性。我不知道这个新国家的力量从何而来?没有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就没有新国家。难道我们能指望专横的官僚买办行行好,施舍一点权力不成?难道我们能指望骄纵的新资产者会出钱给我们成立工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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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毛泽东革命的左派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成了反革命

 

毛开始选了王洪文,后来看出来他变了,也对张春桥有所警惕。在盛传林彪认为毛要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时,毛并没有让他当接班人。后来也并没有让他当总理,而是宁可让华国峰当总理,还让华当了第一副主席。

 

  回到文革的话题上,我以为,“政治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争取最多盟友打击最少的敌人”此语,确实值得左派深思。但是,左派与毛之所以成为孤家寡人,是形势使然,并非何老所说的“昏乱失智”。所以说,何老此文也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只脚,是不必过于在意的。文革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以毛的声威,也只能请老干部在对造反派反攻倒算时“高抬贵手”。世界革命之不断的失败,虽然损害了人民的信心和利益,却也大大加强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力量。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怎么变得如此沉默。这没什么奇怪的。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当世界革命的曙光渐渐消退,群众的信心动摇了,不相信情势可以因一次新的斗争而改变。同时邓却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革命已经够了!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这种休息的福音,得到了官僚集团和造反派中的新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应和,在农民群众之中得到更大的应和,左派孤立了。

 

  但是,左派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为什么四人帮最后会落到小帮派的地步,以至一枪没发就被人关起来了呢?这能够单纯地归咎于世界革命的退潮和人民群众的疲劳吗?不能!

 

  文革以平等为号召,才吸引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却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文革中以更快的速度腐化了。他们篡夺了文化革命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镇压了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在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九大,毛就说过,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后来还多次说“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哪儿还会需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呢?毛发动文革不是为了把旧社会的地主批斗一番,同样地,我们不能想象,以后新的文化革命仅仅是把刘邓代表的走资派再揪斗一番。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刘邓就是企图把老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揪斗一番,再把一批无辜的或有些小问题的群众打击一番就混过关。

 

  林彪根本就不理解。林彪虽然属于左派阵营,但压根就没明白毛的思想,他只是站在军事集团的立场上紧跟毛反对文官集团。作为毛的好学生,他看到毛和刘发生了严重冲突就按照历来的经验教训坚决地站到毛一边。为什么会发生冲突、文化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矛盾他根本不理解。他看到刘邓在准备政变,于是作了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政变和反政变的矛盾,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文化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林彪作为可能的接班人却不懂这一些,所以毛在给江青的信里表示很不安。局势一定,他跟毛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在刘已经打倒,九大以后,他就认为应该把刘的那套全部恢复起来,为此写出了“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克己复礼”。林彪集团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属于第三代资产阶级。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一反革命的纲领全面地否定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当时的生产力在文化大革命推动下正在飞速发展,要把文化革命打倒的反动阶级重新扶起来,他满脑子的“克已复礼”,借“五一六”打击左派的事也是他干的。林彪跟刘邓的矛盾应视为第三代资产阶级内部军功集团与文官集团的矛盾。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也是一伙新贵,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是主力军,红卫兵是先锋。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张春桥他们成了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革命者打下去。文化革命不搞他们就上不了台,但绝不允许再有群众造反,于是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这一切都为他们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到他们感到威胁需要重新呼吁文化革命时,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什么人听他们了。

 

  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左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但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中国明代有一位大哲学家叫王艮,他也曾经说过,“百姓日用即道”,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所以,吃饭睡觉、生孩子就阶级斗争。离开这个谈阶级斗争,要么是骗人,要么是糊涂。

 

华国锋、汪东兴等文革新贵权迷心窍,在毛死后,以政变形势抓四人帮,整造反派,让邓上台。他们以为整左派就能够得到官僚集团的认同,结果只也为他们垮台创造了条件。他们和四人帮一样,严格说来也只是第四代资产阶级。他们取代刘邓篡夺权力对于人民革命来说是一个反动倒退,但是社会总的来说还是进了一步。

 

  毛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不是说刘邓、林彪、张春桥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些人原来是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的,并且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地位的变化造成了他们的实践变化,实践的变化又造成了思想的变化,他们也就堕落了,甚至成了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革命的背叛者总不会有好结果。华国锋原以为解放了邓,邓就会对他感激涕零,甚至还为《天安门诗抄》填词,最后就被邓打了下去。邓也非常大方地给资本家“落实政策”,以为资本家会感谢自己,结果资本家们说:“如果不是共产党,这些钱那么多年来早就翻出多少利息来了。”

 

  哪一次革命不是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在革命胜利之后就镇压了革命左派掘地派,自己最后被鞭尸扬灰。法国大革命先后三次反复,罗伯斯庇尔不也是在革命队伍内拉一派打一派削弱了革命力量,他把艾贝尔送上断头台后不久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不也是要革命的吗?

 

  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因为,不管什么革命,都无法将矛盾全部解决掉。毛就经常说:“没有矛盾不成世界”。革命也解决了当前的主要矛盾,然而作为将来矛盾的萌芽不仅不会消灭掉,反而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主要矛盾。

 

  革命胜利了,胜利果实却落入革命的新贵手里,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不到新的生产关系发挥出它全部的优越性,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些反动或反革命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但是,革命永远不会退回原来的起点。因为每次革命都推翻了已完全腐败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解决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思想意识中,已经严重地阻碍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矛盾。从而推动了社会和生产力的大发展。

 

  文革结束后,新资产阶级随着文革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发展,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腐朽,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使还能太平几年,到了一定时候总会发生第二次革命,当然,不会叫做文化大革命了。精英们妄图“告别革命”,但革命总会革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到了那时,在人民革命中第三批走资派又会冒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也会出来镇压革命人民,篡夺一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和已经腐朽的第二批走资派又是有矛盾的,并带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使他们也是一时打不倒的,并随着生产力的再一次大发展而发展,也随着生产力的再一次大发展而腐朽,然后也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企图夺取全部政权,到了适当时机又会发生第三次革命,历史一贯如此!(刘琅)

 

2013-8-20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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