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分裂中国的阴谋

2020年03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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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82日,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818日,毛泽东发表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至于司徒雷登本人,毛泽东更是揭穿他“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虚伪性。到了现今,很多人认为中国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

 

  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19452月,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分割远东的秘密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牺牲中国利益同意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同意中国大连港国际化,同意“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同意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美国还答应保证协助苏联让中国方面接受这个协定。雅尔塔协定的本质在于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苏以中国长城为界南北划分势力范围。就这样,美国背着中国,通过一纸协定既得到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保证,又达到了瓜分中国的目的。19454月,罗斯福逝世。这样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任务便转到曾协助罗斯福规划战后布局的马歇尔身上。司徒就任大使期间肩负的是马歇尔赋予的分裂中国的使命。

 

  美国派马歇尔于1220日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 马歇尔来华后,一方面帮助蒋介石向华北运兵,其目的是让国民党在那里为美国守住与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划分的势力范围--作为对应措施,苏联也于19469月放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以与之抗衡。

 

  后人不大注意到的是,马歇尔另一方面又以“调停”的姿态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战提议”并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试图促成中国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实并存的局面。

 

  但是,令马歇尔没有料到的是,蒋介石接受马歇尔“调停”--比如接受共产党“停战提议”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的目的与马歇尔的设想是南辕北辙:蒋介石是在争取时间,将美国帮助运到华北的军队用于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而不是用于为美国守住华北利益。这打乱了马歇尔与苏联分割中国的计划。在苏军撤出东北前夕,蒋军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

 

  是时,马歇尔从美国述职回到中国,立即当面对蒋介石收回东北的想法施以“声色俱厉”的高压。面对蒋介石的军事危机,马歇尔冷冰冰地告诉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可能亦不应再往北进”,蒋介石表示除非共产党撤出长春,不然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马歇尔则埋怨蒋介石错过利用和平手段控制东北的机会。他批评蒋介石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暗示蒋应向南收缩战线。最后,马歇尔威胁蒋介石:“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蒋介石断然拒绝马歇尔让他放弃东北的建议,于1946519日,攻占四平。6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政会上中常委联席会议上做出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决定,75日,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毛泽东曾评价蒋介石说,“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

 

  1946年马歇尔与蒋介石在收复东北问题上的争论,关乎中国统一还是分裂。蒋介石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与马歇尔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场上蒋介石则主张中国统一,这招致马歇尔不满。马歇尔在19467月写信给杜鲁门,表达了为实现美国在华利益不惜“换马”的暗示。在得到马歇尔同意后,杜鲁门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杜鲁门既然给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么,推动国民党政府“换马”就必然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表。在这个日程表上,马歇尔相中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担任美驻华大使。其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司徒雷登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他任职才两年多就给马歇尔物色到了愿“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的李宗仁,并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么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其手段之干练,目的之阴险,以致事后让受惠于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当时真正“没有经验的人”并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马歇尔,而是三天两头往司徒雷登那里“跑官”的李宗仁自己。

 

  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当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7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果说,马歇尔欲置中国于南北分裂的企图已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中国即将统一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却还在给美国出谋划策,企图再陷中国于20世纪初的“军阀混战”的灾难之中,这不是在对中国人民犯罪又是什么呢?

 

  这位在1949年初将李宗仁捧上“总统宝座”并盛赞“李宗仁在正式就职后的数月中政绩突出”的“好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别恋”,他似乎忘记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19496月,司徒雷登还托即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传话:“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性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来之食”形容司徒先生的“好意”,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司徒雷登甚至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8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

 

  司徒抛弃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产党的姿态,使得半个多世纪后今天有些人埋怨不已,好像司徒想与共产党“交友”,而共产党没有领情。如果这些人读过前引司徒雷登为美国在华利益不惜置中国再陷军阀内战的那血淋淋的“建议报告”后,可能会改变对司徒的看法。司徒在报告中说得明明白白:“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司徒雷登心里装着的不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中国朋友”,而是美国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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