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2020年03月09日

真正的唯物主义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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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马克思以来一百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史,第一国际变修了,第二、第三国际也变修了,许多共产党的革命家、理论家,包括写起理论文章来头头是道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不是往往走到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吗?即使是真心拥护毛、拥护文革的左派,不也干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蠢事吗?

 

  到底什么是唯物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种看法认为正确的思想来自精英,而毛则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毛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对此,真心相信的人并不多。例如刘少奇就说,工人阶级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须经过他的“修理”才能“依靠”。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里说:“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的、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对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特性。”邓小平复辟,居然没有把这篇大作收进《刘少奇选集》。就是革命左派不也经常抱怨群众落后,说周围的人都不关心政治,只知道上班、吃饭、生孩子,然后死亡。

 

  其实真正落后的不是工人农民,而是精英,也包括我们自己。上班、吃饭、生孩子,都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由它们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不是什么庸俗的事。马克思主义不就是这样说的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如下的周密说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建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上班、吃饭、生孩子,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不是说仅仅关心这些就够了,而是说这些里面就有政治,并且出政治。离开了那些的政治都是无源之本,正是在这些中间,人们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因此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才有政治斗争。那时工人最最关心的政治恰恰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明白的,也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赞同为工人阶级优秀品德的。工人农民虽然不明白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选择了革命的方向。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凡是以为自己比人民更高明,不管他是知识分子也好,是革命左派也好,到头来总要闹历史笑话。

 

  大凡知识分子--这儿说的还是真心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到工人中去前,心中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不是别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实际是拿自己来衡量工人阶级,好像只有像自己那样才最先进,一旦看到实际工人并不是像自己那样,就迷惑不解了。有的人就这样认为以前听信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是上当受骗了,认为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说的,其实是他们带着成见去工厂,又不愿反思自己,结果什么都没有学到。

 

  如果左派离开了上班、吃饭、生孩子,离开了阶级与阶级斗争,不谈打倒地主资本家,把政治工作仅仅启蒙、教育群众,甚至要求人民群众为了革命利益(实际上是为了革命小派别的利益)放弃上班、吃饭、生孩子的权利,就一定会走到人民的反面,就从唯物主义转到唯心主义了。例如格瓦拉的失败就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人民暂时未有革命要求时,输出革命。需要说明的是,格瓦拉学过毛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切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很远。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往往犯了这个错误,人民群众都知道革命的高潮结束了,革命要暂时退却,但他们总以为自己比人民群众要高明。所以毛回答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说,“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毛要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多人心里还不服。张春桥等文革新贵经过文化革命,权也有了,官也当了,是不愿再发生革命了。他们开始是镇压革命,后来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就不顾大多数人怎么想,要人为地制造一场“革命”,成了极左派。

 

  至于修正主义者,就更谈不上唯物主义了。毛积自己数十年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党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

 

  毛说,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人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毛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造成了人们实践范围的不一致,从而认识上就不一致了。脑力劳动者脱离了体力劳动后就会发展到脱离群众,进而去压制群众,最后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贵族,成为剥削者。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之所以走到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也是这个道理,他们成了高薪阶层,脱离了人民,脱离了实际劳动,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哪里还能产生什么正确思想?一切修正主义者,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邓小平,都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为其阶级本性和阶级环境决定的。

 

  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刘少奇所谓农民“反动的”,那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对于农民还不能够明确地分析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实际意思是很分明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谓“反动的”是指那些要保留农村分散落后面貌的农民,而行将转到工人阶级一边来的农民则是革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农民分为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第。前者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力求联合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后者想巩固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愚蠢地巩固旧制度。这在后来被列宁明确地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毛主席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一阶级划分。而刘少奇之流则是歪曲利用马克思主义把农民阶级整个地打成反动的。其实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所说的“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明确地说:“这也是荒谬的”,并且反问,难道能够说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吗?

 

  毛一贯认为劳动者最高贵,他说:“旧社会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唯物主义从人民群众中来,也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更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的任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第二次访苏,在中苏两党共同起草宣言草案的时候,就曾建议在宣言里面加上要讲辩证唯物主义,要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哲学。他说:“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谈谈怎么运用辩证法的问题。”在18日的讲话里,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毛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毛指出,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庸俗唯物论和形而上学也摆脱不了这条规律。毛说,苏联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赫鲁晓夫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他说,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百韬网刘琅)

 

2008-9-17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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