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是怎么样成为东亚病夫的

2020年03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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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亚洲病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最严重的障碍,中国鸦片瘾君子之多,也是西方制造“东亚病夫”的最大成绩。

 

  鸦片对中华民族的毒害烈,不仅导致家庭经济的困难,而且导致家庭纠纷。而且吸食鸦片成瘾以后,不仅身体体质下降,神志萎靡,最后多数就此衰竭而死。这大大地毒害了人们的体质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威胁,以至于八旗兵后来获得一个“双枪兵”的诨名。1820年有人估计说“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吸鸦片者不下数万人”,一个城市出现如此众多的鸦片瘾君子,工商业安得不衰。1838年林则徐经过察访后说:“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后来由于鸦片烟毒的蔓延,内地也开始种植鸦片,这大大地影响到农业生产。民国初年的独立运动大潮中,各省地方政府开始形成军政一体的军阀割据局面,各个军阀无不把鸦片作为当地财源来扶持,并积极向邻省输出,鸦片危害之烈又更上层楼。

  东亚病夫,这是实情。但西方人如此嘲笑中国人,也不问问自己良心:是谁把中国人变成病夫的?但西方人是只崇拜胜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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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之后,就成为葡萄牙和荷兰鸦片贩子之后最大的鸦片贩子。鸦片贸易所毒害的主要区域是中国在鸦片大规模运销中国之前,合法贸易中国每年都有相当的入超。因为鸦片走私严重导致大量金银外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在鸦片战争前夕,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大致情况是:中国出口货物1384万元,进口货物1121万元;鸦片进口为1379万元,导致金银输出1116万元。金银外流的结果是国内银价腾贵,1820年代初,库平银每两折制钱1000文,1832年已经涨至1350文,1838年,继涨至1600多文,1844年,则达到1700多文,1850年,已经涨至2200多文。由于清政府规定收税按银两计,同时制钱却是广大劳动者日常通用的货币,农副产品出售,长工短工和手工业工人、官府差役的工值,都是按制钱结算的,所以银价提高一方面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同时也使得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愈益贫困。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要清政府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英国的议员投票赞成开战,倒不是说他们个个都是毒犯,而是他们深知此战关键到英国汇票的本息,关系到英国的金融霸权,为此他们确实不惜一战。

 

  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于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叙述,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历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名著中追问了一个特别值得深思的问题: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队人数不过7000,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袭远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朝所调集的大部队,其以绝对的优势兵力,竟然不能应付这7000人的海盗?--而今想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则却是最不容易回答的。

 

  胡绳指出,清朝大军其实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这一点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中清军所以战败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与战争进程中清朝对于“漕运”断绝的担忧结合在一起,暴露了清国家税收体制与军事衰弱之间的必然联系,恰恰是这一点,在此前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中很少被涉及到。

 

  通过大量的战报和奏章分析,胡绳发现了一个久为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问题:被从内地调来的大批清兵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部队,故而非但行动集结极其迟缓,等其赶到,高度机动的英军早已杀向它地,更由于清军因“穷”而成“匪”,不但纪律性极差,所到之处,敲诈勒索地方、乃至抢掠百姓成为家常便饭,且清军之间的互相攻击、彼此屠杀,更是经常激起民变,从而导致沿海百姓反过来为英军提供情报,甚至成为英人侦探。如此里应外合,这才造成英军得以以小击大,变被动为主动。

 

  这样,胡绳的考辨就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一,清军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其二,英军采用了清军所不擅长的海洋战争的手段,他认为这二者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内外因。尽管对于英军来说,即使兵临南京城下,也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占领南京,即使其占领南京,也不意味着清朝的战败,但是,少数英军对于清王朝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英军兵临南京,并在那里封锁长江,则会立即阻断了清王朝的“漕运”,而一旦“漕运”断绝,这样就等于卡断了清王朝税收和财政的命脉,从而对清王朝的经济和国家税收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打击。

 

  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王朝真正关心的不是与英军作战,而是英国的军事冒险对于清王朝维持内部平衡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而清国家在广东、浙江地区如此投鼠忌器,也是由于这个地区的买办商人对于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作用。因为爆发危机的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的省份,由于人多地少的原因,历史上就是“重商抑农”的地区,小农拥有的土地很少,既不能靠土地谋生,所以民众“守土重迁”、“保家卫国”的观念原本很差,作为涉及海外贸易最深的地区,这里又长期是国家进口白银的主要通道,也是海外贸易商人和买办商人支配力巨大的地区。对英国进行战争,尤其不符合这些买办商人的利益。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导致道光皇帝接受《南京条约》的赔款要求,而放弃了与英军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的,竟是那些与沿海买办商人相勾结、并代表他们利益的大臣们的分析,例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222月上奏说,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会产生十大“可虑”,其中最可虑者却并不是英军,而是国家税收之筹措:“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结论竟然是:与其耗费大量军饷调集大军与英军作战,不如一次性向英国赔款,后者不过是白银几千万两,而前者很可能就是无底洞。何况这么打下去,极大地影响了税收漕粮的征收,“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既然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照顾沿海各省商贾利益,才是盛世的目标,于是,根据代价和收益的精明计算,选择向英国赔款讲和,显然最符合“盛世政治”的路线正确。

 

  简而言之,与清王朝这一长期实行的兵农分立、军事与生产脱离的制度完全相反,英国所采用的建军模式却是通过向商人贷款来不断发动战争,豢养和扩大军队,同时又反过来通过军队和战争掠夺资源、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并为商人开辟市场。清-英军事制度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军事与生产贸易分立,一个却是军商合一,这两条不同建军道路的长期采用,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必然战败的结局。

 

  

 

  鸦片战争,表面上是集权主义的老大中国败给了民主自由的英国,实际上英国的力量来自它的超强武力,而英国的超强武力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税的能力。

 

  英国的崛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于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而不在于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等。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清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却被英国打败。

 

  在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英国人在广东就可以凭借英格兰银行的汇票兑到白银,以此为补给来侵略中国。甚至可以说英国是用中国的钱来打中国,而清政府虽然在本土作战,却越打钱越少。最终投降了事。其深层次原因是扁平的管理结构,造成国家财政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困难;官僚集团实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对民生与产业奉行自由主义的原则,特别是对于基层,基本委之于豪民小吏。如此则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名义上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实则各自为王,国家总是面临力量分散即无钱的境地。

 

 

  当局者对失败的真正原因毫无反思。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自道光皇帝以下的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沿海买办、包养宗族、节制鸦片贸易方面,而并没有把整顿日益紊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重建军事制度、打击沿海地区的官商勾结造成的地方势力,作为对付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针政策,更没有意识到货币体系的紊乱、财政上对于沿海买办商人的依赖、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乃是比简单的“鸦片问题”严峻得多的危机。按照帝国的思路,清王朝依然将现代帝国主义的问题理解为不过是外藩、外夷的问题,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沦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从而完全低估了鸦片战败对于整个王朝,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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