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经世致用思想

2020年0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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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精英往往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之于专制制度,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实际却是完全不能指导现实的空洞教条。这种教条有何用?还不如狗屎还可肥田。今日空谈民主或者空谈马列的,跟昔日空谈名教的有何区别?

 

  中国传统的王朝制度是建立在极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所以才能 半部论语治天下,士大夫顶多会赋几句诗,对金融财政一无所知,耻于劳动实践。实际上战国之时对儒学就不如何看重,以其无用也。[刘邦向儒者撒尿]自宋以来,中国士大夫但知袖手空谈心性,谈理学,而不务实学,没有管理经济、财税、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豪强,然后必须是委之于海外白银。就算是张居正这样的能臣,也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虽然一时有工商业发展,但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基层不能组织,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士大夫既缺乏财富统计的手段,又缺乏将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机制,这在政治组织上表现为一盘散沙,从未真正掌握基层,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市场放任,放纵吏蛋豪民鱼肉百姓。从而使经济发展完全没有组织效率,也缺乏信用手段。即使是清流,也往往流于空谈。因此后人说明亡于清流。士大夫无耻,国之大耻。士大夫无能,国家如何能有前进和改革的动力?士大夫自以为半部认语治天下,但儒学只适用于培养圣贤,对于培养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是不合格的。

 

  毛泽东毕生反对士大夫作风。毛泽东19l0年秋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随后对顾炎武“明道教世”之学有了解。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参加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辑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清兵南下,参加抗清斗争。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时刻意图恢复,拯求民族沦亡。晚年累次拒绝清廷之召。主要著作有《日知录》、《顾亭林诗文集》等。《日知录》共32卷,是读书札记,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人。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包括作者全部学术思想。顾炎武的学生潘耒(1646—1708)为这部书写了《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述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恭谨抄录,而且还把它正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同同学萧子暲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尝引顾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以互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他更广泛地接触到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除了经常到“船山学社”去听刘人熙等讲述船山哲学以外,他对顾炎武首倡“经世致用”的学风,颜元、李塨讲求的习行哲学,尤为向慕。所以,1917年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绝非出于偶然。

 

  明末清初带有启蒙色彩的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等,反对程、朱、陆、王过分侧重“理”、“心”的偏向,认为空谈性灵,愈谈愈妄,只会导致对现实社会浑然不察,导致办事无能。因而他们主张实践,主张通过自己以天下万物为对象来活动;他们重形体,探究身体各机能的发达,认为身体是以万物为对象的活动的前提;他们身经明亡于清的惨痛,主张为学当讲经世致用等等。这些主张,事实上都融入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生的思索之中。《讲堂录》里便记有不少顾炎武的言论主张,推崇他“足迹半天下”,穷究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课题;看不起不求实际的名士风度,认为“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认为“伊尹(商初出生于奴隶的大臣——引注)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字涤生,1811—1872),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毛泽东青年时代,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以及学术大家梁启超,都是服膺曾国藩的。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青年毛泽东为什么推崇曾国藩,或者说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有哪些影响呢?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他1844年在北京翰林院时,就拜倒在唐鉴、倭仁门下,深受宋明理学的熏陶,并博得清延赏识。但是,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无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也认真研读过顾炎武的著作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颇留心于当世之务。当时汉学与宋学互争雄长,曾国藩力图加以调和。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虚;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札经,考核于二千三百年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读乱,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文正公书礼·复夏■甫》)曾国藩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吸取汉学的求实精神。来挽救宋学的空疏浮泛,并开辟一条通向“经世致用”的桥梁。于是,他还进一步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从义理之学中又划分出经济之学为独立门类。这就在宋儒的心性之术中融进了经邦济国的现实目的。他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倡学攻心”和严谨的整军治政相结合。

  通过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以及一些文章,思考其人一生的事业,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这封信中,得到了这样一个看法:“愚意所谓木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他说的是“独服”,不但超过信中提到的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曾经深受他尊重的康有为。这时他对曾国藩的倾倒真是无以复加了。

 

  总之,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是既有内圣之道,又收外王之效的人物,也就是既传教又办事的人物,所以,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中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洲)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主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看到了这一点的。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过: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经济学笔记中还说:今天的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而哲学家却只会讲空头道理。(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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