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黄老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启发

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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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那些热衷于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不知道,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早发源于中国。法国启蒙时代(17-18世纪)有个业余的大经济学家,他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先行导师、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鼻祖(马克思说),此人就是路易14(太阳王)的宫廷御医魁奈医生。魁奈医生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写过一本当时对法国政界影响重大的著作《中华帝国》。魁奈从中国黄老道家的放任无为思想中,汲取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灵感(其实<.史记>的货殖列传就是一篇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言),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而正是魁奈这一思想,后来直接导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政策理论,也是来自魁奈从中华帝国以农业为本的经济政策中所得到的启示。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黄老道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与时下的自由主义大相类似。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淮南子》。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白养生之术,无所不及。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这些国家主义的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

 

  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仅推行一年即告偃旗息鼓了。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准备武装起事。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史记·平准书》,比较全面和客观地记述了汉武帝刘彻出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背景,以及实施的情形和结果。刘彻采取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筹集军费,把已经开始的对匈奴战争进行下去。

 

  公元前133年,刘彻抛弃汉初以来一直奉行的与匈奴“和亲”政策。公元前128年和公元前127年,卫青率数万骑出击,收复秦末被匈奴侵占的黄河河套南部地区,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征发十万人筑朔方城。此举粮食消耗巨大,运粮耗费惊人,“漕(水路运粮线路)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巨万”。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万众击胡”,光“斩捕首虏(斩首捕虏)受赐黄金”就需二十万金(黄金一斤值一万钱,二十万金即二十万万钱,汉一斤合今0.258公斤)。公元前119年,汉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出塞,随军私马四万匹,远送辎重的步卒数十万。两军都深入大漠一、二千里,卫青到达寘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纳拉特山),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今内蒙古苏克特旗北),“所杀虏匈奴合八九万人,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出征时马匹十四万,回来剩下不到三万匹。

 

  刘彻和秦始皇一样,酷爱大兴土木和到处巡游视察。公元前115年,刘彻“起百梁台,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公元前104年,台焚于火,筑建章宫,千门万户,规模比百梁台大得多:东为凤阙,高二十余丈,西称“唐中”,虎圈数十里,北辟大池,名“太液池”,池中渐台高二十丈,并筑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南门立神明台、井斡楼,高五十丈。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到后元六年(公元前88年)二十五年间,武帝巡游二十六次,其中去泰山封禅七次。第一次封禅于公元前110年正月出发,“先礼祭中岳(今河南嵩山)太室,而后东巡海上,行礼祭八神”,四月至泰山,行封禅礼,又“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巡辽东,历北边”,五月还,行程一万八千里,光途中赏赐,就用帛百万匹,“钱以亿万”,全部由大农从当年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收入中支付。如果没有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收入,这两项巨额支出就要摊在农民或其它平民头上。

 

  汉武帝在历史上的作为,和秦始皇很相似,“秦以之亡”,汉却“以之兴”。究其原因,《通鉴》概括说,是因为刘彻“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能改,顾托得人”。洋洋七条之多,都有些沾边,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本原因是刘彻比秦始皇会理财,他懂得从解决财政问题入手,采取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向巨商大贾和豪强聚敛的措施,使国库充实起来。史家说,桑弘羊主持的那些事业,是“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而秦始皇只知道残酷压榨老百姓,《汉书﹒食货志》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为保卫关中,从全国征集五万人在咸阳受训,教习骑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秦政府从郡、县调集饲料和牧草,又令全部五万人自带口粮,“咸阳三百里内不准食其谷”。国库如此匮乏,又如此折腾,怎能不垮?

 

  桑弘羊说,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能调济余缺、平抑物价,使“万物不得腾跃”。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的实质,是运用国家权力和市场手段,向巨商大贾和诸侯豪强夺利,把本来进入他们腰包的劳动者剩余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挪进国库。这种调节虽然只是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但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也有联系。国家从诸侯豪强、巨商大贾那里取得的多了,老百姓的负担或多或少可以有些减少,国库增加的收入,除了供统治者挥霍外,也或多或少有一部分用于普通老百姓的事业。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和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允许出钱赎罪的措施一样,客观上起到取有余而补不足的作用。晁错在给文帝“入粟以拜爵除罪”的上书里说:“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取于有余供主上之用,则贫民之赋可损。”一个封建王朝,如果有办法让富人拿出钱来,尽量少加重穷人的负担,社会就能比较安定。但是真做起来很不容易。向富人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

 

  盐铁专卖、均输平准增加了国家收入,保证了对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也帮助刘彻完成了扩边大业,初步奠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基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定西南夷”,建武都等五郡(今贵州、四川、甘肃部分地区),又南“定越地”,建南海等九郡(今两广、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北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今福建、浙江一带)降,刘彻说“东越险阻反复,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太初四年(公元前110年),汉开始在今新疆罗布泊一带建亭障,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年60年)正式设立行政机构,其行政长官名都护。

 

  自大汉开启的中国文化,在近代之前曾风靡法兰西和欧洲。魁奈和路易14都是中国迷,迷恋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文化。路易14在凡尔赛宫里建了一个中国花园,做了一个法国版的仿中国江南式的小桥流水。(著名的莫奈印象派绘画“睡莲”所描绘的就是那个东方式花园的一角。)他们所崇拜的中国制度其实存在极大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外贸大国。汉唐人内币使的主要都是铜钱,外贸和大宗交易则用金银,而以金子为主。因中国银矿不多,唐宋前银子在国内还不是主币。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由于海外贸易大发展,西方欧洲的银子滚滚流进了中国,于是银子才成为国内的主币之一和计价单位(价值尺度)。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

 

  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不断下降的,结果,整个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实乃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起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币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50年世界发生了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就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瓦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内战的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的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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