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一文面小吏何能称为及时雨

2020年05月15日

 

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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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宋江只不过是小县城的小吏,为什么那么多人认识他并崇拜他?不错,宋江只做个小小的押司,一刀笔小吏,负责文书工作。宋朝的官员制度中,小吏不是官,他们连长衫都只允许穿黑色的,要想转吏为官,只有理论上的机会。也就是说,宋江比个公人强不了多少,他是没品的,虽然小老百姓羡慕,但在官场中并没有地位。关键在于,中国古代士大夫以不懂治术,所以在事实上,也只能委政于长期把持中国基层税收司法和军事的基本力量——胥吏阶级。历来只知官僚,不知吏治才是大文章。宋江即是吏的代表,多少童、蔡等大官僚,都在这个文面小吏手上栽了跟斗。[十年砍柴的文章,很值得读一读]

 

  《水浒传》中吏在政治运作中发挥强势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林冲能够在开封府暂时躲过高俅的毒手,就是当案孔目孙定的手笔:“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只是没拿那两个承局处。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

 

  杨志杀牛二,“推司也觑他是个身首的好汉,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

 

  在审理、判决卢俊义案件的过程中,大名府张孔目是实际操作者:“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是扶同诖误,难问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

 

  由此可知,县城小吏的身份恰恰是宋江能够结交江湖人士的重要资源,石勇就说他最佩服的是柴进和宋江,可见当时宋江的名气已经可以与柴进相提并论。

 

  要获得江湖人士的真正认同,单纯的金钱收买肯定行不通,柴进在江湖上名望的由来真正的原因是能够为江湖人士提供法外之地,宋江也是这个道理。柴进凭借的是前朝皇族的政治地位,而宋江就只有县城小吏的裁量权,两者差距很大,但是,结果却是宋江能够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居然能够和柴进平分秋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江的杀伐决断和纵横捭阖确实不是寻常人可以相提并论,因为赵宋王朝县城小吏一抓一大把,宋江却只有一个。引申而言,私放晁盖这样的冒险,宋江肯定干过不止一次,应该还有N个类似晁盖、林冲、杨志、卢俊义这样的江湖人士实实在在地通过宋江县城小吏的资源而获益,于是,宋江也就在一个又一个的江湖人士获益的过程中逐渐在江湖上声名鹊起。

 

  知识精英往往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之于专制制度,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实际却是完全不能指导现实的空洞教条。这种教条有何用?还不如狗屎还可肥田。今日空谈民主或者空谈马列的,跟昔日空谈名教,今日空谈民主的,也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有一点倒是说对了,中国百代皆秦制也。自秦以来,历史王朝基本实行的是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倾向政策。因为扁平的管理结构,造成国家财政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困难;官僚集团实行消极的财政政策,对民生与产业奉行自由主义的原则,特别是对于基层,基本委之于豪民小吏。如此则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名义上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实则各自为王,国家总是面临力量分散即无钱的境地,这与知识精英想当然的所谓封建专制大异其趣。

 

  在这样一种僵化的集权制度下,大小臣工的真正能耐就在于找到制度和法律上的种种漏洞来达到自已的目的,贪官昏官如此,清官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非常简略。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籍上大多作了记载,唐宋以来各朝更是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具体资料。但人们如果稍稍翻阅一下史书,不能不对一种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正史中可以用《舆服志》、《礼仪志》等大量篇幅来记载什么身分的人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衣帽用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多大尺寸、用什么装饰;仪仗队有多少人,排什么队伍,手里拿什么东西,每件东西什么尺寸这一类近于无聊的内容,甚至连演滑稽戏一样的“禅让”也要照录那三劝三让的表文和诏书,可是真要查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却往往非常简略,或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有的竟毫无踪影可见。其实这倒并不是史官们的疏忽,而是由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存在着两个系统:由皇帝和官员们制定的正式制度,由吏们执行着的实际制度。前者是官方的、法定的、成文的,见于记载,却不一定起实际作用;后者是实际通用的、得到法律认可的,不成文的习惯做法,但从来未被正式记载,却真正得到了执行。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根源自然是专制制度,但直接的原因还是官与吏、统与治的分离。

 

  从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尤其是正职官员,基本上都是由科举出身的。科举的选拔标准是对儒家经典学说的恰当理解和解释、规范的诗赋和书法,因此这些也就成了获取功名的人们的主要本领。但一旦当了官,他们马上会被委以具体的政论部门或县以上的行政单位。在任期届满后,一般又要调动。他们原来基本上不掌握任何专业知识,也没有经过任何行政管理的训练或见习,每次升迁都要改变部门或单位,靠他们自己的本领是绝对无法胜任职务的,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吏。

 

  吏与官恰恰相反。他们一般都没有进入科举,或者仅仅得到过起码的功名,但他们谙熟一切与自己的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官场的微妙关系和种种习惯做法。他们一般终身不离开某一部门或地方,有的还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他们除了精通公开的律令条文以外,还了解不少内部流通的知识和数据,其中大部分没有书面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对外界更是秘而不宣的。相当一部分吏是部门或地方的实际主宰者,因为主管的官员很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实际民政,只能依赖他才能应付上司和治理下属。地方上的吏更是土豪劣绅拉拢和依靠的对象,因而拥用很大的权势。但是吏的社会地位却很低,至少在名

 

  义上是如此。

 

  除了特殊情况,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官。吏的知识和经验,即使其中完全合法的、有用的部分,一般也不会成为公开流布的著作;其中见不得人的诀窍和内幕,当然就更不会留下书面记录了。

 

  官员中具有“经济之才”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中又不会有几个有机会掌管刑法、财政、户口、建造、漕运、仓储、水利等实际部门,所以官员中真正精通制度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对本朝的制度也不了解,他们忧国忧民的言论常常只是隔靴搔痒,不少对策奏章纯粹是纸上谈兵。即使是那些掌握了一定的专门行政经验和实际情况的官员,也未必能揭开吏的黑幕。而且在中国历来的士大夫阶层中,一贯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恶事务的风气。只要能引经据典,符合儒家教义,就能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即使根本不切实际,也会博得一片赞誉。一个

 

  地方官尽管整天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甚至寻花问柳,只要诗赋出众,字画不俗,就能赢得美名。相反,亲自自理公务,核对事实,计算数字,会被讥讽为俗吏,似乎降低了身分,常常为同辈所不齿。

 

  汉以后各朝大多标榜以经义治天下,号称礼义之邦,各种典章制度、律令条文应该十分完备,并且都要符合儒家教义,至少在文字上必须如此。但统治者的真正目的自然多与孔孟等圣贤相左,儒家学说也不是安邦定国的百科全书,不可能解决多少具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吏这一阶层就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凭着他们的经验和手段,完全可以在不影响皇帝和法令的尊严的表面下,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制度条文的前提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切实可行的对策。吏的这些作为会得到官的支持和事实上的承认,但只能是默许,或者瞒上不瞒下。而且多数官员不悄于、也不可能了解吏的实情,所以尽管这

 

  一切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揭破这层黑幕,将真相记录下来。

 

  千百年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以大大小小的吏组成的管理系统十分稳定地管理着国家和地方的具体事务,不但不受到官员升降调动的影响,甚至也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从理论上说,这一系统听命于大小官员组成的统治系统,但后者往往并不了解前者究竟干了什么,或者是怎样干的。

 

  在这种形势之下,吏的权力之大、声势之盛,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清人许仲元的《三异笔谈》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今译):王二先生字立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是绍兴山阴县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或财政方面的都非常内行。在云南时间很久,对当地风土人情尤其熟悉,所以成为当地首席幕僚。他的家住在省衙附近的花园内,花木戏台样样齐全。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道台、知府以下就只能登门求见了。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密切。他左边一个皮包中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放着财政方面的文书,签定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使和按察使衙门,两位长官不敢有再有任何改动。...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聚集到他家,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但各做各的,声音也都听不见。每天晚上都要设宴,用具也与众不同,如专门设计制作了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要都品尝或者专吃几种,悉听尊便。

 

  中国百代所行秦法(即官僚政治),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政治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士大夫号称以民为本,却只知道德原则,而对关系民生的细务全不在意。甚至主张放弃基层,放手让所谓乡绅——实则土豪劣绅、黑社会控制和鱼肉基层。而美其名曰自治,不与民争利。[过去有蒋介石之《中国之命运》为之吹捧,今天有所谓学者复古所谓乡绅政治]

 

  今日之所谓知识精英,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他们自以为半部认语治天下,但儒学只适用于培养圣贤,对于培养近代化的国家治理者是不合格的。实际上战国之时对儒学就不如何看重,以其无用也。[所以刘邦向儒者撒尿]儒者但知亲贤臣远小人。然后何为贤臣何为小人?他们答不出来了。儒家对人才的教养取舍皆不得法。所以汉宣帝才说:乱天下者,必太子也[太子重用儒家]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种结果,却又是宋以来“反封建”所种之因。宋鉴于唐以来割据之烈,多方抵制豪强,甚至不惜造成地方军政民政分开,当方官无兵权,无财权,不能守土自保[参观毛泽东评军政民政分开一文]。地方政府不能保民,民只能自保。因此,中央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地方利益集团;中央时刻反封建,却造成豪强和胥吏阶级有大权,把持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而且世袭阂替,真个是铁帽子王。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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