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口两个凡是的发明者出人意料

2020年07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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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凡是”一般认为是文革守旧派的发明,真实的历史却要复杂得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引起全国轰动。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平反。

 

  起草了这篇社论的是谁呢?是当时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审阅、签发的是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张云声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后来成为主流话语的核心智囊,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重要决定和报告,他们都是主持起草者或参与起草者。

 

  此二人并非孤例。例如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改革前是他如今所痛骂的“改革开放前那些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发明“潜规则”的吴思,文革期间正是一个造反派。在苏联,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最力的正是之前被列宁批为“左派幼稚病”的布哈林。一部党史上,从极左转到极右的例子屡见不鲜。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2009-07-16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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