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吗?

2020年09月29日

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吗

  根据某些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人类社会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部就班地演进的。对于这一理论范式,我们首先要指出,马克思本人从未明确规定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是斯大林明确提出的,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产生这一历史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十九世纪欧洲史学中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历史公式假定人类社会发展只应当具有单一的发展和演化模式,实际上就是以欧洲道路作为标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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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后转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郭首次把中国历史按照“五阶段论”的模式进行解读,1939年冬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写好之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把五阶段论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后来吕振羽对此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出版于19412月,下册出版于1948年,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治中国史的。 范文澜1940年初到达延安,负责《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上册(远古至秦)于19415月完成,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之前,于1943年出版。范文澜是最早系统运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

 

 

 

  在这种历史公式论的束缚和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就总是寻找似乎能够验证那种历史公式的共同点,有时甚至把根本不同的社会特点也误认或论证为相同的。例如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便强调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

 

  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吗封建社会的本义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各自管理自己辖区的社会状态。马克思的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的是这种状态,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与欧洲中世纪非常类似,因而它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比较的小。

 

  历史上,领主制经济、即封建经济以中世纪西欧为标本。欧洲贵族庄园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封建领主的奢侈消费,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有的领地上兴起了城市,这种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向领主交纳贡赋。欧洲这种大小领主的土地占有形式,是欧洲封建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的基础。

  

  在欧洲的封建时期,由国王或上一级封建主所封赐的领地,又称“封建领地”,亦称“封地”,属于贵族领主管理的土地。领主对上级有服兵役、纳贡赋和其他义务。开始,领地是一代人为限,死了就算了。约9世纪后,由于封建关系的发展,渐变为世袭制度,但是限制转让,只归这一家贵族所有。在土地制度上,国王有王室领地,各级封建主和教皇、教会均有自留领地,他们经营“庄园”,拥有领地上的附属农奴。在贵族庄园,农奴与奴隶的待遇已经不同,但是也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在监督之下每周以一定时间来耕种领主的保有地;领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农奴或农民,而后者则受到残酷的压榨和盘剥,贵族们甚至享受对农奴们的新婚妻子的“初夜权”;领地还享有自己的立法、司法、征税、募兵和铸币等特权。所以,封建领主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其政治权力很大。但是,他们与我国唐朝那种“节度使”还是大有不同,节度使也是实施集政治、军事权力于一身的“一元化领导”的统治,但他们仍然是“国家机构”,从制度上讲仍然是皇帝委派的干部。只是节度使又管政治,又管军事,好像“省长兼司令员”,所以容易发生“独立王国”问题。宋“杯酒释兵权”之后,军人举行军事政变、夺取最高权力的“制度原因”消除了,但国家的军事训练和对外作战能力有所削弱。

  所以,欧洲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显然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很清楚,即使与柳宗元先生说的那个先秦的“封建”,也是性质和形态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在欧洲,由于封建制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大要素被束缚在封建经济中。所以,当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企图兴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们的利益与国王、贵族的利益,显然处在对立之中。为了三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为了自由贸易,为了能够雇到大量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于是在西欧爆发了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以期击碎封建枷锁。
  本来马克思把中国归入了一个与欧洲经验完全不同的,停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这种社会形态过渡不但无关,还应该等待帝国主义的冲击。但中国人民并不想自外于世界潮流,而是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完全有和欧洲经验一样的过程,为中国也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寻找理论依据。主席断言,假如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一样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和马克思刚好颠倒过来,把帝国主义当成阻碍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罪魁。史学界于是开始一窝蜂地去证明明清时期江南丝绸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然后把不发展归结在帝国主义头上了。为此,中国历史学勉强的创造了自己的奴隶社会,证据是古墓里陪葬的活人就是奴隶。其实这本身很可怀疑,因为中国古代并没有古罗马那种大规模奴隶劳动,而陪葬的很可能是家奴。在《红楼梦》里,仆人可以买来卖去,也是一类家奴。最主要的是,中国历史学将分封建制的时期说成了奴隶制,却把大一统之后的皇帝集权制社会说成2000年的封建制。这样当然是说不通的。既然秦废除分封制,设置郡县,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那就不是“封建”的了。因此,我们教科书一直把秦建立的“废除封建”的制度叫做“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在逻辑上仍是不通的。就好比路上走来一只鸭子,虽然叫起来像鸭子,走起路也像鸭子,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它本性不是鸭子,这就是一只鸡。有封建就没有中央集权,这是明摆的事情嘛。

 

  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浸蚀了“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历史逻辑的产品。这在客观上,正是为商业资本肃清了道路,替它准备了相当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从秦始皇之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等设施上,异常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参考一下欧洲历史发展的事实,那就更为明显。欧洲自经过“十字军东征”之后,特别是经过新大陆与至印度洋航路的发现之后,商业资本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因而中世纪的“封建诸侯的割据”制度急剧地倒塌了,代之而起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绝非中世纪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反而是在摧毁这种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此种君主专制的时期,并不等于封建社会时期,而是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马克思曾称此时期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历史,自秦代至清末,在本质上正类似欧洲此种“过渡时期”,所不同者:在欧洲的“过渡时期”只经过二百余年,而在中国则拖延了二千余年。

  就秦所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来说,在某种限度内确已为商业资本开辟了道路,为它准备了一个国内市场。可是,商业资本要走上工业资本,绝不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广大的国际市场。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能够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美洲与向东方航路之发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整个地球为范围的国际市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文献中,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秦代及以后的中国,还根本谈不到这个国际市场的条件。所以当时的商业资本,根本没有进至工业资本的可能。因而便“长期停顿”了下来。这不仅中国如此,所有古代的“文明国家”,从巴比伦、埃及、印度、乃至古希腊和罗马,虽然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商业资本,但因为这个根本条件(国际市场)之缺如,都遭受了同样的、甚至更坏的命运。

  正因为商业资本不能进到工业资本,根本没有前途,它就只能转入农村,去收买土地,放高利贷,垄断农产品,与地主、官僚纠结在一起,形成整个君主专制的支柱,空前残酷地去压榨农民。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往往推翻了旧王朝,但由于缺乏新兴城市阶级的领导,(这又是由于商业资本转入农村,不能在城市发展工商业,形成一个像欧洲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城市“第三等级”的结果。)致被统治阶层内的某一部分所利用,有时为外来落后民族的侵略者所利用(如满清),因而又产生了新的王朝。从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王朝,起初也多少迁就农民的压力,打击旧官僚地主,抑制商业资本的跋扈,减轻租税,甚至承认农民在暴动中所争得的某些权利(土地权在内)。但经过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之后,商业资本又抬起头来,与新兴的官僚、贵族、地主重新结合去压榨农民。经过一定时期之后,于是新的农民暴动又重演出来了。这种由商业资本无出路而转入农村所造成的循环的农民暴动,及其后果所促成的“改朝换帝”,便是秦以后的历史所以“长期停顿”之最主要的原因,及其最基本的特征。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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