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思

2020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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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家领导人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我在十几年前读过,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与教科书不同的观点:“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同)而且,经济繁荣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这也不是法国的特例,中国的辛亥革命,伊朗的白色革命,韩国的民主运动,也并不是在最黑暗的节点上引爆的。如果仅仅用经济数据来说话,那个时候倒是可以得到相当高的评价。

 

  为什么经济发展和政治宽松的时候,反而容易爆发革命呢?专制时代统治集团容易齐心。到了政治宽松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会由后台走上前台,矛盾达到白热化,各个派别都容易得手,各种政治力量成长都很快,他们之间的矛盾都容易激化,而在对现有政权的态度上,无论代表穷人的左派的还是代表富人的右派,也都容易因为对政府失望而失去耐心,所以就容易爆发大动荡大革命。人的心理往往如此,如果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那也罢了,如果给了点甜头,又半途而止,就特别容易失望。在法国大革命前,虽然民众也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

 

  作为和平的后毛时代的人,浩劫和动乱,对我没有天然的吸引力。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对改良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抱有极大的好感。如果改良派能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求得数十年的安定,我自然拍手称快。就算是革命,也只是手段,其目的也不过是追求国强民富而已。

 

  但是,一部二十四史提醒我,有些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是你主观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客观社会的存在决定的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统一可期,经济也正经历“黄金十年”。对于过激派日益倾向以社会主义(或者其它的各种主义)重造中国,著名的胡适教授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引用了佛教中鹦鹉救山火的典故:“昔有鹦武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在胡适看来,知识分子很难使现状有一点改变,只如鹦鹉救山火一样,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不过尽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胡适教授是学文的,可能不知道,用一点点水来浇灭火山,只会加速火山喷发。文科生往往喜欢一厢情愿,理科生往往容易迷信数字。所以无论北大还是清华毕业的作领导,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一样会适得其反。正如书中所言,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动荡,历次大革命都不是爆发在政治最专制的时期,而恰恰是在政治开始改革的时期。法国大革命,英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有这个特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何尝不是改革家?晚清朝廷的改革比各朝代的改革加一块还多,却成了它垮台的原因。追求稳定会培养出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改良会造就越来越多的不满——而且是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不满。改良的失败将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裂痕。到了一部分食肉者也不满的时候,事情就起了变化。风起于清萍之末,最后扶摇于九天之上。

 

  以晚清为例,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发生,就连统治阶级一时为了缓和紧张的阶级矛盾的改良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把个人的占有转向社会资源的平等共享和民主权利的普及了。

 

  在孙文一党的炸弹的威胁之下,改良派总是照例出来表演一番的。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只是历史的工具。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只要心怀人民,我都是怀有敬意的。反之,如果心中只有自己,手无治国之策,那么话说得再动听也是空谈。

 

  到了满清统治集团实行改良的时候,即使提出了宪政的大题目,革命已经无法避免了。当时善良的人不能做好准备(中山先生尚且忙于修铁路),那么在专制废墟之下,必然是长期的混乱。作为知识人,我本能地讨厌断头台、大批判和军事法庭。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以后的事件,当然未必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用公投来剥夺私有权,以及用断头台来残酷地剥夺生命权,但是,日本、俄国这些国家相对和平地确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方式,现在可能未必适用了。

 

  在几千年的私有制、私有观念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社会势能的重压下,在公有思想的社会势能没有超过私有思想的社会势能的时候,个人的占有向社会的占有之间的转换是用和平的手段所解决不了的。到了1948年的大江大海,再谈什么第三条路线,已经是痴人说梦了。到如今,“救火”的鹦鹉如今飞到哪里去了?愿有识者告我。(刘琅)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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