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与《资治通鉴》之比较

2020年10月15日

《君主论》与《资治通鉴》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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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读《资治通鉴》的时候就一直想,为什么不能把《君主论》拿来和《资治通鉴》做一个比较研究?

 

    宋学可以被看作是汉学以来的儒学第三次复兴,又是以重新整理、研究和阐释经典作为其主要活动。这一点恰恰与西方史上的文艺复兴相符。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西塞罗文风已经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罗马精神正在复活,中世纪形将结束。《君主论》出现不久,文艺复兴就全面开始,“人文主义”之风大盛,现代欧洲精神由此诞生。因此,可以说两者都可以看作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代表性作品,为日后各方的精神与政治走向打下了底色。

 

    马基雅维利宣扬赤裸裸的邪恶,《君主论》鼓吹一个君主应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也许是马氏嫌《君主论》用心太深,担心人们读不出来其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干脆补作了一个《李维史论》,从历史事实中为君主们总结出各种各样的政治方案。到今天,马基雅维利主义几乎已经成了权谋术的代名词,成了贬义词。

 

    有人说,《资治通鉴》本身很有意思,但是每次出现的那些“臣光曰”却让人扫兴。其实不然。神宗为《资治通鉴》御撰的序文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费十几年工夫来编纂一部这样卷帙浩繁的书,当时不是想只作成一本历史故事集,而是要为万世作法为子孙垂范的,想用那些国家兴亡的事迹来教育后来的帝王们,让他们知道兴衰之机常在瞬息,一个不小心,可能国家的命运就会发生重大转折。司马光当然是尽量按照史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不该发议论的时候尽量用微言大义,寓理于事。到实在感慨太深,觉得对皇帝来说尤其重要的地方,不得已才加一个“臣光曰”。惜乎世人不知道温公用心所在,只把“资治通鉴”当成“成语故事”来读。过了五百多年,才终于有王船山撰成《读通鉴论》,将当年温公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臣光曰”都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流传后世。

 

    而《资治通鉴》的主要作者司马光却与北宋理学诸宗师交情笃厚,对邵雍更是推崇有加。后来,集宋学之大成的朱子对此还不满意,又另外在此基础上效法孔子做春秋,删定了一个简洁版本,供皇帝披览。可见理学与《资治通鉴》渊源之深。稍微比较《资治通鉴》与其它史书对同一事件的记述方式差异就可以发现,温公其实一直都很强调后来被称为宋学纲要的八条目,尤其是正心诚意,更是再三致意。

 

    一个教君主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善的目的,一个却再三告诫君主,只有从正心诚意开始,最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而且别无他途。中国与欧洲后来的政治哲学由此分野,民族国家命运大相径庭,乃至于西方人为了与中国“自由贸易”,不惜借用武力。

 

    与其说“文艺复兴”复兴了希腊罗马时期的精神,其实不如说正是文艺复兴运动葬送了希腊罗马时期的真精神所在,用中国士大夫常说的话说,其实不过就是“缘饰经术,肆逞邪说”罢了。人文精神的兴起不仅颠覆了上帝,也颠覆了人类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从此道德与政治分道扬镳,到今天,干脆以道德不能干预政治为荣。而宋学却与这个方向相反,不但没有试图埋葬儒学的历史精神,反而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将之严格化,甚至连汉学都受到贬抑。几百年后,当试图讲道德的乾隆皇帝想跟马戛尔尼讨论觐见礼仪时,竟然遭到了不讲道德的蛮夷的腹诽,到今天,更是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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