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竹杆子

2020年11月06日

潘金莲的竹杆子

 和一众贵妇闲谈中.jpg

  这是一个相对主义盛行,人们都愿享乐而不愿过于严肃负责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可以诞生多维历史观念的时代,但这种多维历史观少了自由与公正的庄严,多了商业与逃避的游戏,正如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歌所唱: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如果在他们看来,历史及未来似乎是可以自由创造和选择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特别是英雄们的自由意志的产物。甚至不是英雄人物都可以创造历史,

 

 朱琳来扮演女儿国国王.jpg

  一路推理下去,中国在北宋之后混得那么惨,罪魁祸首就是潘金莲。你妹的没事开什么窗户啊……但是,段子也不过是段子而已。因为没有武松,还会有陆松。就算是秦始皇,也不可能随意创造历史:

 

  谁无谁/乱局亦一样入定/别以为叫始祖/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营造

 

  唱这首《天命最高》的古天乐,自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起码同意这一观点:历史与未来乃是必然。所谓必然,意义就是:面对一种既有的现实,无论人怎样选择,或者也无论要不要作选择;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果总是相同。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或不接受,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

 

  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实际上,经济学离不开决定论。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有一个暗涵的前提,就是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作出预测的。而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

 

  应当指出,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这种决定论观点,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在这种决定论面前,任何历史浪漫主义毫无存在的价值。

 

  黑格尔平生极其蔑视关于理想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切抽象性空想。他曾这样说:

 

  “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要知道国家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已经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国家必须在它的制度中贯串着一切关系。例如拿破仑想要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得够糟的。其实,国家制度不是单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作品,它是理念,是理性东西的意识,只要这一意识已在某一民族中获得了发展。因此,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拿破仑所给与西班牙人的国家制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是它毕竟显得对他们格格不入,结果碰了钉子而回来,这是因为他们(西班牙人)的文化还没有发育到这样高的水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1页,商务版)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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