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燕妮为什么这么穷困

2020年11月06日

马克思和燕妮为什么这么穷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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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童年伙伴中,有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一一燕妮。 她是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威斯特华伦的爱女。马克思的父亲同燕妮的父亲是知交,他们的孩子也成了好友。马克思常去威斯特华伦家,在他家的大花园里同燕妮和她弟弟埃德加尔一起玩耍。威斯特华伦十分喜欢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常给他们讲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耐心地回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把各种有益的知识注进他们的幼小心灵。马克思从童年时代起就受到这位老人的启蒙,对他一直很尊敬,后来还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这位“父亲般的朋友”。

  燕妮生于18142月工2日,比马克思大四岁。她是个才貌出众、品德高尚的少女。她出身贵族,却没有一点贵族的傲慢和优越感。她同卡尔一起欢度了童年。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华的增长,他们童年时代的淳朴友情逐渐萌发成真诚的爱情。

  当时在波恩大学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不良风气,许多人沉溺于放荡不羁的生活,酗酒、赌博、斗殴。马克思有时也同一些同乡同学去“白马”酒店喝酒,还因夜间醉酒喧闹被关过一天禁闭。一次波路西亚同乡会的一个成员对他进行侮辱性挑衅,马克思同他进行了决斗。这些情况使马克思的父亲感到忧虑,马克思自己也不满意波恩的环境。在第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他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转学到柏林大学。在去柏林之前,马克思在特利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暑假期间他同童年的女友燕妮..威斯特华伦订了终身。

  从燕妮来说,她同马克思订婚是个勇敢的行动,是向门第观念,贵族偏见的大胆挑战。她预计到他们的婚姻会遭到亲友的反对,舆论的指责,受到那些向她求爱的阔少的嘲讽,但她爱卡尔的才华,钦佩他的抱负,对这一切全然不顾。从马克思来说,他能同燕妮订婚是莫大的幸福,他能有燕妮这样的知音感到无比骄傲。在年近半百的时候,他还曾以青年人的激情回忆这段幸福的往事。1863年马克思重返故里,在给燕妮的信中谈了他重访威特斯华伦家旧居时的心情:“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吏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瓖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40页)。1843619日他同燕妮登记结婚。这两位恋人忍受了长期分离的痛苦,终于开始了共同生活。从此他们两人同生死,共患难。燕妮既是马克思的贤惠妻子,又是他的亲密战友;既是他的秘书,又是他的顾问。

  1849918日,马克思在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建议成立救济流亡者的委员会,大会接受了这项建议,并推选马克思为该委员会主席。马克思四处张罗,寻找同情者捐款,给亲友写信求援,千方百计地开辟救济的来源。为了使这些流亡者在这个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异乡能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和一块充饥的面包,马克思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马克思本人这时的生活却非常困难。报纸停刊后,马克思把发行报纸和出卖印刷机的全部收入都付给了工人,通讯员和编辑。全家人不得不靠借贷和朋友们的资助维持生活。719日,法国当局勒令马克思离开巴黎到西北部的摩尔比安去。摩尔比安是一个热病流行的沼泽地,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到那里无异于“变相的谋杀”。马克思提出抗议,拒绝去摩尔比安。823日,法国当局再次向马克思发出驱逐令,勒令他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凑足全家的路费和重新安家的费用,马克思只得把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孩子们暂时留在巴黎,于824日只身前去伦敦。燕妮在9月中旬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来到伦敦,11月,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在伦敦这个大城市里,没有什么收入而要养活四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呵!债主经常登门逼债,他们只得把仅有的一点家具卖掉。交不出房租,房东就不给他们开饭,撵他们搬家,找警察来查封他们的家什用具。马克思常常四处奔走寻找住所,他们一再搬家,一家七口往往挤在两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贫穷的生活使他们最小的孩子刚一岁就去世了。这种种困难虽然也给马克思带来烦恼,但从来没有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燕妮曾说,他“即使在最恶劣的时候,也仍然十分幽默”。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在这人民灾难深重的年月里,马克思流亡到伦敦,渡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那时欧洲大陆的革命报刊几乎全被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差不多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承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但稿费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霾愁云。

  马克思缴纳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得住在条件很差的房子里,还不得不一再搬迁。最初他们住在伦敦西南郊区的安德森街4号,只有一个小套间。因为没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被赶了出来。从燕妮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是多么凄苦:“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一一床铺衣物等一一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了下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1--632页。在这里住到1864年。

  在这里他们也没有住多少日子,接着搬到了条件更差的索荷区第恩街,先住在64号,半年后迁到28号。这里只有两个房间,十分狭窄,前面一间既是书房,又是会客和吃饭的地方,后面一间就成为全家的卧室。这个地区人口稠密,潮湿低洼,许多流亡者住在这里,1854年这里是霍乱流行的主要地区之一。马克思全家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年,直到1856年燕妮得了她母亲的一笔遗产,才迁居到伦敦西北郊的一幢房子一一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这里虽然房间宽敞一些,但地处荒凉的新建郊区,四周的条件仍然很差,垃圾成山,道路泥泞。马克思一家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生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土豆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马克思经常穷得“身无分文”,写文章没有钱买纸,文章写好了又无钱邮寄出去。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燕妮最后誊写完毕后,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为了弄到几个便士,马克思四处奔走,设法预支稿费或向人借贷,最后当铺成了他全家求救的避难所,但是当铺的重利盘剥几乎吞噬了他的全部家当,有时甚至连出门穿的衣服和鞋子都留不下。

  繁乱的生活琐事销蚀了马克思的大量时间和才智,还严重损害了他和全家人的健康。马克思身患多种疾病,燕妮和孩子们也经常卧病不起,加上没有钱请医生和买药,常常只得忍受疾病的折磨。从马克思的信里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的妻子……分娩是顺利的,不过她现在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的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②“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最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三个孩子。185011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利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她处于极端受刺激和疲惫的状态。她亲自哺乳了这个孩子,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用极大的牺牲挽救过他的生命。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

  1852414日,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马克思当时穷得连棺材也买不起,幸好有善心的邻居法国流亡者的帮助才把她埋葬了。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李卜克内西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两个女孩子低声地哭着依偎在母亲身傍……悲哀万分的母亲痉挛地抱着女孩子们,好像要把她们同自己化为一体,保护她们不再被攫去她儿子的死神夺走。”为了减轻这种不幸所带来的痛苦,他们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住了一段时候。

  清贫的生活和琐碎的家务确实给马克思带来不少烦恼,甚至有时使他认为人生最大的蠢事莫过于结婚。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对马克思的摧残和压在他身上的灾难并不能摧毁他的钢铁意志,“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这位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始终坚定不移,“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3页。

  在流亡伦敦的艰苦岁月中,燕妮始终分担着马克思的全部忧愁。她常常去小店赊购食物,同债主周旋,遭到房东的欺凌和法院的威胁,还亲自去当铺典当衣物,亲笔写信向朋友求援。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时间安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她总是尽量一个人挑起这使人烦恼的生活重担,甚至避免向马克思谈起这些愁人的琐事。马克思在这期间给燕妮的唯一的一封信里倾吐了对她的无限深情和感激,埋怨她不应该把什么不痛快的事都向他隐瞒起来,信中说:“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么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然而,我知道你的性格非常柔软,有一点美好的希望就会使你振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28页。

  燕妮不仅在生活上对马克思体贴入微,在科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也是马克思的不可或缺的助手。正是由于对人类伟大事业有着共同的信念,正是由于她具有乐观而坚韧的秉性,使她在马克思处于最艰难的时刻,默默无闻地分担了他的许多工作。她第一个阅读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提出中肯的意见;她誊清或笔录下马克思的全部文稿,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为的是能及早寄出以便尽快付印,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长篇的著作都是燕妮亲手誊抄的;她还代表马克思参加各种集会和活动,同出版商谈判出版事宜和稿酬等等。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也一起享受了数不完的欢乐。马克思在和燕妮短暂离别中写给她的一封信里倾吐了自己的无限深挚的爱情:“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幅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在马克思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燕妮,她始终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正如爱琳娜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两个生命(两个卓越的生命)能结合得如此紧密,互相取长补短,的确是见所未见的。……英国诗人布朗宁的诗句的确可以用来描写马克思:爱,既非环境所能改变,爱,亦非时间所能磨灭。……他们无限的乐观情绪差不多和他们对工人事业的忠实一样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89--290页。

  在马克思家里,虽然经常笼罩着贫困的阴影,但没有失去欢乐的气氛。马克思尽管工作紧张,又为生活操劳。但他非常喜欢同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他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伴”和“理想的朋友”。女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玩“骑兵游戏”,把他套在椅子上当“公共马车”,亲昵地叫他“摩尔”、“老尼克”和“山神”。最使他们难以忘怀的是星期天的郊游。全家人同常来的李卜克内西及其他流亡者一起,步行去伦敦郊区的汉普斯泰特荒丘。这里山丘起伏,灌木丛生,还间有草地和水池,他们先是围坐在草地上分享琳蘅精心准备的午餐,然后小睡或谈论报纸,更多的是捉迷藏、赛跑,摔跤,比赛用石块打毛栗子,还有骑毛驴,摘野花。愉快的郊游消除了一周来的紧张和疲劳,也带走了一切忧虑和烦恼,给人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

  马克思常给孩子们讲故事,爱琳娜曾回忆说:“摩尔不光是一匹出色的马,他还有更大的本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讲故事的能手。……他一面散步一面讲故事给姐姐们听(我当时还很小)。这些故事不是以题来分段而是以里来计算的。两个小姑娘要求他说:‘再给我们讲一里吧。’至于摩尔讲给我听的那些无数的奇异故事中,最奇妙的要算‘汉斯.吕克尔’了。这个故事一个月一个月地继续下去,成为一整套故事了。”马克思注意培养孩子们爱好读书的习惯。他常常给他们朗读文艺著作,如《一千零一夜》、《尼贝龙根之歌》。《唐.吉诃德》,还有荷马的著作。爱琳娜回忆说,“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是我们家必读的书,我们常常阅读并谈论这些作品。我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诵莎士比亚剧本中许多场的台词了。”②正是在这种娓娓动听地讲故事和引入入胜地朗读文学作品中,马克思循循善诱,教育孩子们去分辨人世间的美与丑、善与恶、正直与奸佞,忠诚与欺诈,陶冶她们的情操,培植她们的品性,使她们逐渐成长为勇敢坚毅而热情乐观的革命者。

  长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辛勤操劳的马克思,到七十年代末,健康状况愈益恶化。但只要能支撑得住,他就仍然顽强地工作。后来恩格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写道:在他的手稿中,“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到了1880年夏天,马克思的头痛病剧烈发作,医生让他到兰兹格特休养,严格规定他“不许做任何事情”,更不能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这使马克思感到十分痛苦。

  然而使马克思尤为焦虑的是妻子燕妮的病情。从1878年秋天起,燕妮.马克思就身患重病,医生诊断为肝病,实际上是肝癌。

  1881年夏,马克思陪伴妻子到英国海边小镇伊斯特勃恩休养了一个月。燕妮自知病势严重,很想看望一下自己经常惦念的女儿和心爱的小外孙。马克思经过慎重考虑听从了医生的意见,决定“让她得到这么一次最后的愉快”。726日,在马克思家忠实女仆琳蘅的护送下,马克思和妻子来到法国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大女儿燕妮.龙格家,在那里同女儿,女婿和四个小外孙愉快地度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正当马克思夫妇在阿尔让台获得精神上的短暂快慰之时,不愉快的消息又接踵而至。在伦敦的小女儿爱琳娜得了重病,马克思不得不又急匆匆地独自赶回伦敦。这时爱琳娜已有几个星期吃不进东西,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失眠,处于极度衰弱之中。马克思及时请医生给她作了治疗,情况才逐渐好转。不久,马克思夫人因病重也回到了伦敦。

  旅途的劳累,加上照料病人时精神和体力上的过重负担,马克思自己也病倒了,得了胸膜炎、支气管炎和肺炎。病情一度很严重,以致医生也担心能否好转,马克思自己也觉得差一点要“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了。这期间他们不得不中断了同外界的一切交往,原打算邀请敏娜.考茨基来伦敦作客的计划,也只好取消。

  经医生的精心治疗,爱琳娜和琳蘅的悉心护理,到10月底,马克思的病情有所缓和。但不久,重大的不幸又落到他的头上,与他数十年同战斗、共患难的亲密伴侣燕妮.马克思终因久病不愈,于1881122日逝世。燕妮的去世给了马克思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强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继续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

  燕妮死后,马克思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念之情常萦于怀:“如果不承认我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一一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一一的怀念之中,那是骗人的。”马克思认为怀念燕妮的最好方式,就是争取尽快恢复健康,加倍努力工作,早日完成《资本论》第二卷,以此献给已故的亲人。但遗憾的是,严重的疾病剥夺了马克思继续写作的权利,马克思在生前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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