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水浒传》有真意

2020年12月16日

 

  关于毛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内容早已为后人熟知,在此就不引用原文),有人说:毛发表的仅仅是一则文学评论,是姚文元把它搞成一个政治号召。四十多年后,我们就事论事,重新来评论这段历史,却可以看出毛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并非随意之谈,而是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UC截图20201010084946.jpg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评<水浒>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造反只是以非常手段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正常职能,迫不得已的“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以待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第三,道德信条的局限--“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是无数个造反者个体间的平行结合,表明对纵向秩序的蔑视。“义”与“不义”,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受冤被压的人和事。鲁智深打抱不平,行的是“义”,东溪村七星小聚义,就是为了夺取生辰纲的不义之财。如果在“义”之上加一个“忠”字,以“忠”统“义”,则是对纵向秩序的认同,其意则和“孝”差不多了。宋江绰号“孝义黑三郎”,碰到“义”和“孝”发生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因此,“聚义”和“忠义”虽一字之差,在毛看来,却是维系义军领袖道德思想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他就指出过,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相反,对于“义”,毛则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认可。1939年4月29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同情大多数人民,对大多数人民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所以他肯定水浒英雄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还之于民的做法。显然,毛一直主张扬“义”贬“忠”,并视之为农民革命造反的道德基础,而宋江以“忠”化“义”,则是他背叛革命的道德基础。

 

  总之,从造反目的、阶级本性和道德团聚信条上,似乎都注定了宋江领导的这场尽管声势浩大,但没有自觉的、独立的、超越封建正统规范的政治思想纲领的武装反抗,其结局是悲惨的。其悲剧的实质,不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所体现的悲剧,而是由于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在社会理想方面没有本质差异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所以,“宋江投降了”,自然“就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在这里,与其说毛表现了对宋江个人的厌恶,不如说他是力求对各种各样的造反者的阶级本性及其人格作出历史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尽管起义领袖不好,但“不愿投降”的李逵、吴用和阮氏三雄等,在毛看来“是好的”;并认为金圣叹砍掉《水浒》后二十回的投降故事,“不真实”,掩盖了宋江投降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事实,于是指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以期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

 

  由上述可知,毛晚年评《水浒》,确实是有感有思而发。毛在迟暮之年,多次谈到《水浒》,且意思一致,不能说是“实出无心”,“顺口评《水浒》”,单纯就文艺批评的角度来看,其所“发”也不失为精练明快的一家之言。而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角度,更隐约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的忧虑。这也是他同意姚文元信中提议的“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和“在《红旗》中发表鲁迅论《水浒传》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的重要原因。就如他明确地提出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中央转发的过程来看,都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毛所要敲打的派别,心里非常清楚毛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矛头指向。只是他们此时需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不让跟着他走的人产生恐慌情绪。这个时候,康生也开始政治上的“转向”,三番五次地向周恩来、邓小平,经过王海蓉等向毛提出江青、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联系到前一节提到的《红都女皇》事件,说明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正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左派这边也乱了阵脚。作为毛战友的周恩来,虽然在重病中,听到毛有关水浒问题的指示后,仍然要身边的人给他找来的关的资料,并听取各方面的反映。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这说明,周恩来并没有把毛关于水浒的评论仅仅看作是文学评论。就在毛评《水浒》的当天,姚文元即给毛写信提出将毛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对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经姚文元这样一发挥和运用,一下子升到无比的高度,具有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江青多次强调,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江青的这些话,令毛也无法接受了。他批评江青的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我们现在很难知道江青的矛头所向,而毛对江的批评也就更加无法明确。但不管怎么样,一场借题发挥的政治斗争逐渐收场了,留给后世一个个难解的迷惑。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线客服

售前客服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百韬 My status 刘琅

售后客服

在线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