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2020年12月18日

李自成自河南西进,在崇祯十六年秋彻底击败孙传庭.jpg

 

  2005年冬一个晚上,我正逛街,在新市集大路口,被一伙联防队员拦住,要查暂住证。我拿出身份证,他们说不行,必须交174元办暂住证。

 

  174元,虽然比别的地方贵了几倍不止,但也不是交不起,只是,我们好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城市中暂住?而且身份证怎么就大不过暂住证?我们要求他们给个说法,结果被押到治安队的一个院子里。

 

  我们看到有个女孩子也跟他们说理:“国家规定在暂住地居住一个月以上才要申领暂住证,我周末来广州看男朋友,怎么也要办证?”联防队员问:“车票有没有?没带吧?”谁天天带着车票?而且举证责任似乎在他们那边吧?但是,二话不说,小女孩子也给逮进来了。

 

  这伙鸟人,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尽情享受在我们小民面前充大爷的快感。有个小学生路过,他们都要扯住,盘问一番。

 

  院子里已经关了五十多人,前后都有戴钢盔的联防队员守着。时不时就开来一辆警车,把不肯办或者没钱办的人拉上运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一个联防队员要我们排队交钱,小女孩用英语骂他们,说他们变态,丑,骂他们是狗,诸如此类。联防队员听不懂,翻翻白眼走了。或者他心知肚明,但大家都在骂,只好装没听到。

 

  以前,派出所为了完成指标,即使有暂住证,晚上碰上了警察,他们也会把暂住证收走撕掉,问你还有没有?然后强行逮走。99年我在东莞找工作的时候,常常在半夜听到联防队员踢门查证。现在只是关起来而已,我们的社会真是和谐多了。

 

  磨了一个多小时,我还交钱走了。才过一条街,又有一个高壮的联防队员查证,我把发票递到他鼻子底下,说你仔细看吧。他似乎觉得尊严被冒犯了,拿着发票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他没说什么放行了。

 

  回到家里,朋友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知道了,穿制服的人其实更坏。我说,今天遇到制服老大,才损失了一百几十块,我们应该杀鸡还神啦。

 

  我给朋友讲了历史,制服老大的威风,是连洪武皇帝朱元璋都叹为观止的。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 ,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象,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十四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打破饭碗可不是一件小事。《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中国百代皆行秦法(官僚政治)。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政治与基层民众脱节,政治活动与国家财政金融脱节。士大夫号称以民为本,却只知道德原则,而对关系民生的细务全不在意。甚至主张放弃基层,放手让所谓乡绅——实则土豪劣绅、黑社会控制和鱼肉基层。而美其名曰自治,不与民争利。

 

  从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尤其是正职官员,基本上都是由科举出身的。科举的选拔标准是对儒家经典学说的恰当理解和解释、规范的诗赋和书法,因此这些也就成了获取功名的人们的主要本领。但一旦当了官,他们马上会被委以具体的政论部门或县以上的行政单位。在任期届满后,一般又要调动。他们原来基本上不掌握任何专业知识,也没有经过任何行政管理的训练或见习,每次升迁都要改变部门或单位,靠他们自己的本领是绝对无法胜任职务的,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吏。

 

  官员中具有“经济之才”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中又不会有几个有机会掌管刑法、财政、户口、建造、漕运、仓储、水利等实际部门,所以官员中真正精通制度的人只能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对本朝的制度也不了解,他们忧国忧民的言论常常只是隔靴搔痒,不少对策奏章纯粹是纸上谈兵。即使是那些掌握了一定的专门行政经验和实际情况的官员,也未必能揭开吏的黑幕。而且在中国历来的士大夫阶层中,一贯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恶事务的风气。只要能引经据典,符合儒家教义,就能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即使根本不切实际,也会博得一片赞誉。一个地方官尽管整天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甚至寻花问柳,只要诗赋出众,字画不俗,就能赢得美名。相反,亲自自理公务,核对事实,计算数字,会被讥讽为俗吏,似乎降低了身分,常常为同辈所不齿。

 

  吏与官恰恰相反。他们一般都没有进入科举,或者仅仅得到过起码的功名,但他们谙熟一切与自己的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官场的微妙关系和种种习惯做法。他们一般终身不离开某一部门或地方,有的还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他们除了精通公开的律令条文以外,还了解不少内部流通的知识和数据,其中大部分没有书面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对外界更是秘而不宣的。相当一部分吏是部门或地方的实际主宰者,因为主管的官员很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实际民政,只能依赖他才能应付上司和治理下属。地方上的吏更是土豪劣绅拉拢和依靠的对象,因而拥用很大的权势。但是吏的社会地位却很低,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

 

  汉以后各朝大多标榜以经义治天下,号称礼义之邦,各种典章制度、律令条文应该十分完备,并且都要符合儒家教义,至少在文字上必须如此。但统治者的真正目的自然多与孔孟等圣贤相左,儒家学说也不是安邦定国的百科全书,不可能解决多少具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吏这一阶层就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凭着他们的经验和手段,完全可以在不影响皇帝和法令的尊严的表面下,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制度条文的前提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切实可行的对策。吏的这些作为会得到官的支持和事实上的承认,但只能是默许,或者瞒上不瞒下。而且多数官员不悄于、也不可能了解吏的实情,所以尽管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揭破这层黑幕,将真相记录下来。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种结果,却又是宋以来“反封建”所种之因。宋鉴于唐以来割据之烈,多方抵制豪强,甚至不惜造成地方军政民政分开,当方官无兵权,无财权,不能守土自保。地方政府不能保民,民只能自保。因此,中央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却造成了以吏为核心的地方利益集团;中央时刻反封建,却造成豪强和胥吏阶级有大权,把持基层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垄断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司法,而且世袭阂替,真个是铁帽子王。宋江即是吏的代表。宋江的威风,是作为龙子龙孙的柴进远远不及的。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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