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汤因比:为何说人类的未来在于中国

2020年12月18日

汤因比为何说人类的未来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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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认为人类需迫切解决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总体上说,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环境恶化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种灾难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与全球性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的。

  汤因比指出20世纪的历史上世界各地都不断发生各种大的自然灾害。据专家说这是过去数千年来都罕有的现象,因此可以说,这些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就是“以天灾的形成出现的人灾”,而这种原因的根源是科技的进步。他认为“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

  汤因比广泛列举各大洲在20世纪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并且指出人为的大量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认为这些异常的现象交织起来将十分有可能招致全球性的异常变化,并认为产生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是人与生物圈关系颠倒。因此,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人类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这个转折点与“2000万年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影片中那个红衣小女孩,是那个世界唯一的色彩.jpg

 

 

 

 

  第二,汤因比认为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的普通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城市中的种种问题是导致城市人群痛苦的根源。在城市问题中由于人口的膨胀,道路、住宅、上下水道、垃圾处理、绿地不足、物价高涨、环境污染等日趋恶化及严重,“凡是人类要维持像样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条件都被极度地轻视”。

  第三,汤因比还广泛地关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主要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差距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与矛盾,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为了缓解危机压力各个国家进行的军备竞赛,新旧政治体制的冲突与选择,并认为让尽量多的公民参加民主政体才是人类应争取的政治目标。因此,“今天的世界,特别迫切需要从政治上、社会上进行根本改革。”

  第四,汤因比指出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并不仅仅在于这些人类日常面对的现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人类世界普遍面临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的典型表现是各种宗教中流行的世界末日理论在世界各地的普遍传播。人类在走向物质丰富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度的精神饥渴,这也正是人类面临上述困境而产生的消极和悲观,极端者甚至走向集体毁灭的邪教。更为严重的是,“对今天的危机表现出可耻的软弱所带来的不道义的影响,无疑将使年轻一代的心灵荒芜”。汤氏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无疑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性,而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邪教盛行也正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汤因比认为既然人类世界已结成为一个整体,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共同问题就不再是现今世界上所存在的“地区国家”或“政治国家”能够解决的,而是必须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国家”来统一整个人类的行动,这才是正确的解决途径。

  汤因比指出技术与经济的一体化还是给这样一个国家的建立提供可能性,只有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整个人类才能协调一致的统一行动。这个“世界国家”的建立必须与以往的“统一帝国”的建立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以往“统一帝国”建立采用武力的方式,而“今天这个世界上,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现今“世界国家”的建立要在人类精神上整体感的基础上自发性的统一。这是一个极难的事情,汤因比认为需要宗教的热情和理念才能实现。

  汤因比的上述观点旨在证明区域性文明的统一为将来的全球统一模式提供经验与教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政治与文化统一的模式中中华帝国的模式最值得效法。

  汤因比说,中华帝国自汉以后,既有统一的儒教意识形态,又有广泛的宗教宽容性,使得它在保持广大领土的有效统治的同时,又能吸收融合外来文明的因子促使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华文明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几千年的政治与文化的统一,而且中华文明具有“天下一家”的“全球”的观点,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间,中国人有一种生活在统一的世界国家中的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因为“要避免生物圈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枯竭等危险,依*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应该以整个地球的规模来克服它。今后的人类如果要免遭灭顶之灾,就要像中国人曾在他们的地域上建立‘世界国家’那样,建立全球性的‘世界国家’。” 最后,汤因比说: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并非无因。

  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割裂个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作孤立个体在市场关系上的复杂集合。忽视人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应该是社会人,没有人类社会还有什么经济人,没有共同利益的实现,还有什么个人命运的自我把握。

  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切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资本家和发明家在利润刺激下带来工具(科技)进步,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现在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开发行为,不是那种需要常识加灵感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试验成果,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不再依赖个人的格外努力和偶然的灵感。今天技术进步虽然可以依托于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刺激,但是更多的是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主动安排,不再需要社会为工具进步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工具理性的历史合理性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人们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也为全体以及自然,作出合理的选择和安排,实现总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舍此以外,人们并没有另外的出路,放任纷争的最低结果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被用来增进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后续结果是走向共同毁灭。

  看一看美国主导的冷战,看一看美国策士叫嚣的“文明冲突”,看一看美国着手准备的TMDNMD计划,就是在为核战争做准备。这其实就是追求自身最大优势的西方文化的致命伤,是丛林法则主导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已经不可能为建立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努力,只能是作为不情愿的麻烦制造者角色阻碍进步的实现。探索光明的任务在于中国人的创造性工作,在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中华文化中的“道德”决不是西方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也不是马克思所指称的“社会价值规范的总和”,更不是犬儒主义,而是中华文化产生时代所遭遇的严重社会问题的唯一答案---“失道而后德”,是“大道废,有仁义”(《老子》),也是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转而主张“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记-礼运》)的结果。

  实际上在先秦诸子中,抑制“消费主义”和抑制“精英主义”是共同的对象和话题,所不同的是关注层面不同,叙述的侧重点和出发点不一致,儒墨道法兵的对象,孔墨孙老韩的话题,没有根本不同,这是因为他们生息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共同迫切问题是一致的。消费主义来自人们的自然属性,而精英主义是资源不足的社会现实下实现消费主义目标的路径,这两个问题的穿透能力很强,今天的社会仍然是这两个基本问题在起破坏作用,如果能够一举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国际国内重大矛盾和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马克思曾经提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未来图景,这一图景看起来其实现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因为消费主义欲望和要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要在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上给予充分满足,这样一来,由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技术进步又使得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急剧增长,而自然资源显然是无法适应这样的消费主义现代化愿望的,实际上今天人们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就已经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放任消费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认为人们的欲望会达到充分被满足而彼此不再存在争执的社会条件其前提显然已经不能成立,因此精英主义是不会自动消亡的;正如老子所言,因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只要刚刚满足的欲望才具有成就(“有”对“无”)意义,因此消费主义和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儒家和先秦诸子的难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难题,至今仍然没有理想答案。

  中国传统文官遴选制度虽然弊端不少,但却是所有传统社会中,最向所有阶层开放的公开选拔制度,这个制度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理想主义的长期实践---由有德行学问的人来参与治理国家,虽然在今天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和知识看来,当时官员治理国家的专业水准明显不够,遴选标准也不尽合理,但是在现代管理知识的积累过程完成之前,并没有其他可资替代的更好方式,也没有更合理的知识门类可以挑选。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所以毛泽东说,中国应该作出较大贡献。鲁迅说,几千年历史,细看是吃人。这是有片面性的。若说吃人,中国如何能与西方比肩。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王道。

  所谓现代艺术无非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濒死之哀鸣而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高歌猛进之后,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空虚和异化,意识到他们虽然拥有了征服自然的能力,却分化出了资本、阶级、特权集团和官僚制度等异化力量,因此陷入悲观和迷惘当中。他们在自身的异化中无法自拔,才能各种怪诞的造型、奇异的肢解,来表达他们的焦虑和变态。他们没有什么高明的。更不是我们勇猛精进的民族的效仿对象。

  因此,从发展的视野看,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落后的和片面的。

  因此,中俄等后进不能不实行王道,即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亲民,与民同心,走群众路线,方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只有亲民,方能明明德,因此要求知识分子洗澡,上岸,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建国前后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真意在此。

  今日又有学者达官强令读孔,甚至有呼吁恢复地方贤达的。他们所说的读孔,并不是要大家学习那个作为改革家的孔子,而是读点满清的三字经弟子规,教人安于做奴隶,好供他们役使而已。其实他们对中国老祖的遗产何尝有所了解?书架上大部头的经典从未开封过。更何况仅靠老祖宗的遗产,确实也不能解决富国强兵的问题。否则,一百多年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知识精英向外求索了。要知道,从魏源以来,知识精英实在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最后还是湖南老乡一举扭转这千年的大败局。而毛的基本办法,是实行王道。他的王道,是结合中国先贤和马列主义的王道。由于历史所限,他的一些做法,未必尽善尽美,但谁人能否认,他以一介平民、教书先生,实现了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大翻盘。今天之论者,既不屑于毛泽东王道的创新和现实意义,又对英美的霸道仅知皮毛,纸上谈兵,全无一策。比起圣母程心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此王道,即中国先贤所述之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英美式霸权主义两百年来,仅二十世纪初即招来两次世界大战,当时,就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说英美模式终结了历史。近代以来,作为第二梯队的日本也有智者提出王道乐土,其实也是受到中国先贤的启发。可能未能成为主流而且又为军国主义利用。毛泽东晚年所思之念之,并不惜打破原国家框架而力图建立的新社会,也就是先贤的大同之世。可惜毛多次印大同书示之同僚,而知者了了。毛多次号召大家读点马列,最后也只能叹息说我党懂得马列的没有几个。但他的苦心孤旨,竟在民间有了知音。这也就是古人说的,礼失而求诸野吧。我想他也是预见到的,所以他会说,中国应该在人类历史上作出较大的贡献。的确,全世界,不唯是亚非拉国家,都在期待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冲突这个历史难题。自毛逝世之后,中国一度全面向霸道思想投降,因此令世界之有识者大为失望。但他们也失望得太早了一些。因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又重新走上了探索王道的新路径。这倒也不能归罪于西化派鼓吹的无力,而是因为客观历史条件所导致的。中国绝不会走英美的霸道,因此中国的复兴,不仅仅是国家的复兴,也不完全是民族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因此,国际上有识者称中国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这是深悉历史的深刻之论,较之中国自己的西化鹦鹉们高明何止径里计。

 

来源:东莞市百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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